凭借临床科室科主任们的个人成长历程、所经历的科室发展历程，我们见证了、记录了、传承了中山眼科人攻坚克难、坚持不懈的奋斗历程，理清了各科室的历史发展脉络，因此特别推出了“ZOC-科主任访谈录”这一栏目，通过访谈的形式，发表科主任们的部分口述内容，以供读者欣赏。
人物小传
黄挺，生于1964年9月，籍贯广东湛江，系中共党员，担任教授、主任医师，并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于1981年通过高考进入广东医学院学习。在1992年和1998年，黄挺分别在中山眼科中心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目前，他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角膜病科的主任，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角膜病学组的委员，以及《中华眼科杂志》的编委。长期致力于遗传性、免疫性角膜疾病以及角膜移植相关机理的探究，精通各类角膜移植手术技术，特别是对角膜内皮层移植、深层板层角膜移植、角膜缘移植以及化学性损伤角膜移植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临床实践经验。
中山眼科中心角膜科医护人员合照（二排左六为黄挺教授）
科主任访谈录
问：您是如何走上从医道路的？
1981年，我踏入了高考的战场，那时候我对学习并无特别的喜好或厌恶，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了医学专业。身为广东湛江人，那时的县城职业选择有限，大家的眼界也相对狭窄，普遍认为“三师”——即教师、医师、工程师，是最佳的职业选择。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印象颇佳，认为他们能够救死扶伤。高中毕业后，我顺利考入了广东医学院，专攻医学专业。这一选择，从学医到做医生，一下子40年了。
问：您的“大学印象”是什么？
当年，考取大学并非易事，全国范围内的高考招生名额有限。学生们对进入大学的机会倍加珍惜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验光，校园内学习氛围浓厚，大家勤奋刻苦，基础知识的掌握牢固。在全国范围内，医学生的课程安排和学制大体相同，大多数都是五年制。
那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课程是解剖学，学院对此课程极为重视，教师同样表现出极高的责任感，他要求我们分成七八人的小组，能够从始至终独立完成对“大体”以及局部的解剖工作。不少同学在之前甚至未曾见过骨骼，起初学习时感到十分恐惧，学习过程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逐步适应并不断进行锻炼。
问：您是如何与中山眼科中心结缘的？
本科毕业后，我在实习期间得到了眼科主任的青睐，他对我所进行的手术评价颇高，因此我得以留在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我对眼科那些精细的手术情有独钟。按照规定，我必须先在临床工作数年才有资格考研。三年后，我成功考取了中山眼科中心的研究生。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年共有七名学生通过考试，其中六人选择了青光眼专业，而我则独选角膜病专业。
当时我考研，深信若想专攻眼科，那就非中山眼科中心莫属，而若要研究角膜病，则必须拜入陈家祺教授的麾下。在八十年代，中山眼科中心在全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其他地区的眼科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该中心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眼科活动，诸如邀请奥比斯飞机来华访问、举办首届国际眼科会议等。
问：您刚接触临床工作时，有什么感触比较深的人或事吗？
陈家祺教授对医生职业的执着让我深感触动，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至深。无论何事他都可以选择不做，但手术却不能放弃，病人也不能忽视。这种对职责的坚守，是我最为敬佩的。
我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均师从陈教授。在这六年的学习生涯中，陈教授所进行的每一例手术，我几乎都有幸观摩并参与其中。那时，陈教授身为医院领导，白天需处理繁重的行政事务，然而他仍坚持在夜晚进行角膜手术，常常工作至凌晨两三点。尽管我感到疲惫不堪，但陈教授却毫无倦意。
目前的角膜手术可使用保存液维持两三天，而在过去，没有这种保存液，新鲜角膜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手术，最多不超过48小时。因此，无论多晚，只要获得新鲜角膜，手术就必须进行。我记忆犹新，他经常在夜间进行手术，手术室里的护士不敢对他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对我有所“抱怨”，甚至开玩笑说：“晚上做手术，就得由你来陪伴他，若你不陪，那他就不愿进行手术。”
陈家祺教授指导科研工作（右一为黄挺）
问：您导师对您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
陈家祺教授作为我的导师，始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首先展现出的是对工作的敬业态度，紧接着是对患者的关爱，最后是对新技术的不断追求。在那个年代，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像现在这样进行多国、多中心、多学科的协作，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跟随国外的发展，进行模仿学习。陈教授虽已年过六旬，却对新技术充满渴望，对新事物有着浓厚的探索欲。每当国外出现新技术或新方法，他总是能迅速学习并付诸实践。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这样的思维方式尤为难得。
陈教授待我们十分亲切，态度和善。我们这边也表现得相当出色，正如俗话所说，我们尽量不留尾巴。要是表现不佳，陈教授不会直接责备，然而，下次他可能就不会再给你机会，这其实也是一种严格，一种无形的压力。
黄挺教授主持陈家祺教授八十岁寿诞暨从医57周年眼科学术会议
问：您觉得怎样才是一位“好老师”？
我认为一位优秀的教师，首先，作为教育者，必须具备扎实的个人能力，对医学有着深厚的理解和研究；其次，他们还需掌握恰当的教学手段，诸如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给予学生正确的指导和影响。
陈家祺教授堪称良师，他对临床医学及科研工作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陈教授不仅自身成就卓越，更育有一批杰出的角膜病领域专家。诸如我们角膜病科的袁进、周世有、顾建军等教授，以及临床研究中心的张秀兰教授，眼免疫与葡萄膜炎科的梁丹教授，厦门眼科中心的刘祖国教授等，均为其门下高徒。即便我们这一辈中有些人并非他的弟子，但众多同仁都曾受益于他的悉心指导。
问：您觉得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好医生”呢？
首先，对医生这一职业应抱有热情，对病患应倾注关怀，若缺乏这样的情感，若不喜爱，又怎能胜任？其次，无论是行医还是施行手术，都不应怀有追求名利的念头，而应时常保持同情、爱心、热心和平常心，去对待每一份工作。若只为名利而行医，那将无法做好这份工作。
黄挺教授和梁凌毅教授、顾建军教授等会诊病人
问：您对建设“研究型”医院有怎样的理解？
我们眼科中心在打造“研究型”医院的道路上，已经实现了显著的进展。以角膜病科为例，我们成功地将干眼诊断软件及设备应用于临床，研发了一系列治疗泪道阻塞的新器械与新技术，并开展了国产人工角膜移植的多中心研究。这些眼科领域的研究难题得以解决，不仅开辟了临床诊疗的新方向，部分项目还实现了向国际眼科企业的技术输出。目前，我们眼科中心的角膜病科在临床方面依然保持领先地位，其专业领域广泛，各位教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表现出色，然而，这仍不足以满足需求。若能在人工智能、眼表、组织工程等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那就更加理想了。我们对此持欢迎态度，因此，打造“研究型”医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黄挺教授课题组成员
问：您如何平衡医教研防管多个角色？
黄：这些职责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在我心中，最为钟爱的职业还是成为一名医生。当提及提科主任时，我意识到，经过多年的工作，我对这个科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医疗、科研以及教学领域，我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心得，而且管理工作的基础也较为扎实。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科室做出贡献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验光，不能仅仅只是离开，因为那样的话，一切就失去了意义。
问：您觉得您这一代的科主任们有怎样的特质呢？
首先，实干精神是他们的一大特点，科主任们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他们都是实干家，性格上偏向低调。这与广东的地缘环境有关，那边的人们普遍比较低调和务实。其次，他们的技术能力都十分出色，没有一人技术不精，如果技术有问题，那是不被大家认可的，别人也会因此轻视他们，这样的状态是无法带领科室取得好成绩的。
问：工作中您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黄医生，您的角膜移植手术技艺精湛！若非身处这家眼科中心，想必生活也会相当惬意。然而，如此高超的手术技艺，实非一般条件所能达成。这里不仅拥有优越的设施和平台，更有一个和谐宽松的工作氛围。
黄挺教授带教青年医生和学生
问：从医生涯中令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我并非一个容易被情感所打动的人，很难找到那些能触动我感性神经的事情。昨晚我整整思考了一整夜，试图回忆起那些难忘的经历，却始终无法找到，感觉它们都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是工作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发生或需要完成的。
日复一日，我往返于医院与家中，既要教授学生，又要查阅资料，审视病例，撰写文章，然而时间似乎总是不够。自1998年加入单位以来，我的年假最多也就十天左右，甚至有时一年仅休一日或两天。工作任务必须完成，今日未了，他日还需补上。家中的亲人也在医院工作，对此都能给予充分的理解。
问：您如何理解眼科人具有“善良、求真、创新”的精神？
善良是从事医学工作的根本素养，亦是对所有个体应有的基本道德期望，我们均应秉持善良之心。追求真理与勇于创新，便是尽职尽责地完成本职工作，精心打理个人事务，如同陈家祺教授一般，持续进行实验，不断寻求突破，稳步提升自我。
问：您有什么寄语想对青年医生讲呢？
青年人应当勤奋努力，明确自己的前进道路。由于每个人的境遇各异，因此需要制定个性化的计划。许多年轻医生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往往听从老师的安排，长此以往，十年八年之后，他们的发展轨迹趋于一致，丧失了个人的特色。因此，青年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努力探索并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
问：您能否用几句话寄语中山眼科中心？
黄表示，中山眼科中心的发展前景十分光明。相较以往，我们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然而，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加之刘奕志主任提出的诸多优秀理念和措施，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必定能够攀登新的高峰，对此，他满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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